守護六四記憶是一種力量嗎?

644[我寫六四,而且重複地寫,再也沒有什麼新鮮的角度,也不會有出人意表的觀點。這也許顯得有些無趣,就像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幾乎一模一樣的程式、口號與歌曲,年年重演。它使得我們就像患上了偏執狂的精神病人,惹人煩厭;他們不只討厭我們所說的內容,也討厭我們說話的方式與態度。他們批評我們不懂得向前看,老是困在一場歷史的謎團裏頭;而那個謎團實在有太多的解讀可能,我們怎能自以為是,以為自己一定是對的?難道我們毫不自覺,這種義正詞嚴的腔調很讓人厭惡嗎?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
這一番話是梁文道說的.所言極是.難怪一些人,真的是這麽看我們.我們是瘋子,患有神經病.
沒法子,年輕的一代,幸運之極,因為他們未曾有機會染上了VIIV病毒.
我們染上了,又沒有藥療,只能等死.
梁文道說,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
聽來壯烈,這不過是垂危者的悲哀.因為當權者的話才算數.更何況,當權者富有了,毫無忌憚天天說謊,代代貪污,當然是他們所頒布的東西才算數.十五萬人?一百萬人又如何? 只不過是增加一百萬倍的悲哀吧了.
悲哀會産生力量嗎?歷史果真有哭崩長城的事件嗎?
我忽然覺得,我寫來無力,不夠好,不及梁文道,最後,還是引用他的最後兩段文章:

可如今我們卻要面對這麼多的阻難﹕明明中國政府覺得自己當年幹得好,但它現在卻連一個數字都不敢提;明明香港是個自由港,但它卻以說不出口的理由拒絕別人入境;明明香港的傳媒不受政治管控,但卻有雜誌如《君子》這樣臨時抽稿,把「不敢忘記六四」的封面專題硬生生變成可悲複可笑的「不敢忘記郭富城」;明明有那麼多人曾經熱血沸騰涕淚縱橫,今天他們卻有口難言,甚至主動修改自己的記憶。看,為了銷毀和掩理六四的記憶,他們要費多大的勁。為了這個記憶;港式的犬儒主義被調動了,「唯策略論」主導的歷史虛無主義也出場了;他們甚至不惜自毀長城,要我們否定自己當年至為單純的愛國赤誠,換上以曾蔭權為代表的那種金錢愛國論(它的邏輯是誰讓我發財我就愛誰)。所以記憶六四已經不再只是記憶的事了,它還是一連串的抗爭與對決。它對抗言論空間的縮窄,與出入境的管制,它還要對抗一連串違背理性的思考方式與一系列否定道德共識的價值主張。在這個意義上,記住或者遺忘六四,還真成了一個大是大非的抉擇。

我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因為《國殤之柱》的創作者高志活第一次被拒入境是條新聞,現在我們卻開始習慣成自然;以前有人叫我們「放下歷史包袱向前看」會使我們憤怒莫名,現在這種論調卻早已見怪不怪。也許有一天,還會有更多個陳一諤、呂智偉和曾蔭權出來鼓吹那種虛無犬儒的價值觀;也許有一天,六四不只不得「平反」,甚至根本灰飛煙滅于時光的垃圾場中;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變成大多數人眼中的瘋狂先知,並且一個個老去,一個個凋零,所有記得六四的全都整代人整代人地消失。即使到了那一天,再也不是為了起到什麼實際作用,而是單單因為這個記憶本身就是道德的,我們香港人,我們這群記憶的守護者也還將如此記住,直至最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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