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私密性與公共性的秤子上面

libra文學的私密性與公共性的關係,本來是一個老問題。

作為創作人,從把生命交給文學開始,都自然而然會面對「卵」與「墻」(借用了村上春樹的比喻,其實他的靈感衍生自中國的成語:以卵擊石。)的現實,說到底,這是創作人的個人選擇,他安心做這枚「卵」,還是擲向「墻」的「卵」,或,到了最後,搖身一變,歸入了「墻」的一部分,連「卵」的原型也忘掉了?

要徹底探討私密性之前,首先要看清楚所謂公共性的空間。

蓋文章,經國之大事,不朽之盛事」曹丕早就提出這個公共性的空間。載道與否,也可分為兩面:創作人本身,以及其作品本身。仔細一點,創作人可以自己躲起來,但他寫的作品可以關乎「」「經國之大事」。在此同時,創作人本身經常參與有關的公共性活動,至於其作品是否載道,則二者並不共通的。

在漫長的文學路上行走時,我們很容易發現,眼前的一把秤子,一邊是私密性,另一邊是公共性,當到達一個階段,如何決定適當的立足點,就因人而異了。有人終身都執著私密性(如卡夫卡,他生時一直主張把作品燒毀的,成為公共性是他死後之事。),同時有人認為非投身公共性空間不可(討好讀者,光為市場寫作,或甘心做商業或政治集團的工具,都是此類作家,太多了。),當然,大家可以期望取得平衡,作品的文學性地位崇高,同時可以高踞暢銷榜。可是,在今天如此一個消費不成熟,民眾反智的社會環境,如此的一個公共性空間,這一類作家,會有多少個呢?

作為創作人,問心,不是不想具有魔術師的本領,隨時穿過公共性這堵墻,令自己的作品獲得大眾的認授性。重點在他們面對的公共性,會是一個怎麽樣的空間呢?

我們可以看到,如果作家刻意拼盡氣力,投入眼前的公共性空間,是一個頗為危險之抉擇。結果往往不是向群眾獻媚,就是被群眾所吞噬。原來我們一直沒有一個具有公民性的社會空間,缺乏健康的市場經濟,沒有以人為本的法制,又何來一個理想的文化空間,去容許文學獨立於不同權力集中的制度下而生存呢?我們看見的只有政治極權的公共性,一點也不文明,或面對的是金錢至上,欺榨式的公共性,而不是尊重及捍衛私人的自主性及創造性的公共性。最令創作人難以生存的,就是廣大群眾,一代不如一代,喪失對文字閱讀的熱誠,他們寧願花近百元去吃名牌雪糕,也不肯購買一本售價僅三十元的書。他們看漫畫,動畫,電視電影,根本就騰不出時間去翻多幾頁書。(facebook 這個公共網志,便可以窺出中産階級的日常關注的話題是什麽,大部分是身邊事,如朋友婚事聚餐…..五條之中常有一個是參與心理測驗遊戲或交換虛擬禮物等等。)

作為創作人,不時會夢想一個主導性空間,自己就是精英份子,群眾是追隨者,就像流行音樂偶像(最近Mj 逝世,追思會上億人士上䋞申請入場票,而同是另一位舞蹈大師Pina Bausch的離世,公共性的回應便大為失色得多了,這便是一個絕佳的現成例子了。)對不起,眼前存在的,是一個集團操控下利益軸心的空間。哈貝馬斯所倡議的建立於共同/平等價值的平民空間,可以互相對話/溝通的空間,看來,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情況。

我們要認清一個現實,在大眾生活裏面,文學所占的比例,少到無可再少。有些作家自我安慰,大叫文學不是個人之事,應是大眾之事。真搞笑,閣下一廂情願吧了。閣下放聲啕哭,他們也不會多瞥你一眼。

在此時此地來說,還出現一個非常狹窄的公共性的觀念,那些人甚少有世界視野,一旦跳離香港,往往便一無所知。可以歸入島民的一種狹隘特性。例如,就算與民族有關的六四事件,仍有人說,發生在北京,時間這麽遠,與今天的我有何相干呢?911事件,更加不在話下了。最近的新疆漢維族互相仇殺事件,可以在多少作家引起漪漣?就算有,香港的公眾,會認為這些事件,對他們有什麽切身的關連呢?所以,在香港,涉及文學公共性的談論,幾乎等於自說自話。

城中不少作家熱中參與與群眾打成一片的活動,例如舉辦街頭詩歌朗誦,還加上樂隊伴奏,甚至跨媒體騷,展示肉身成行為藝術的一部分,目的是什麽?完全希望構成公共性空間的一分子,至少博得現場觀眾的認同。這類努力是值得鼓勵的,至於是否收效,大家都心裏有數。說穿了,都不外乎渴望嘗到即場人士拍掌的喜悅(雖然只是禮貌上居多)。這種心理是可以理解的。我便聽過一位作家這麽說,「為什麽歌星可以唱爆紅館,作家就不可以?」我還未回咀,他便加上一句「死後才有人賞識我的作品,有鬼用咩,我都睇唔到。」原來是這樣,熱中現世盛名,要即時收效。說來說去,不是不可以這樣做,不外是個人的自由選擇,但必須明白,願意淪為認同娛樂性成為衡量精神産品的唯一尺度的時候,與文學應否提升到高層面的公共空間,卻是兩回事了。

作為創作人,一個真正的創作人,首先堅持個人的私密性才是最大的財産,處身一個自主獨立的天地,才能安心從事創作,放眼一些只顧應酬,凡是交際活動都忙於參加的所謂作家,他們還有時間寫東西嗎?筆者就目睹一位年輕的女詩人,投身公共性的政治活動,自此她就根本沒有寫過一首好詩;也有一位詩人,熱心於教育後輦,時間花在授課上面,他的詩作也愈來愈少了。一個創作人,變了一個社會活動家,此消彼長,如何取舍,不講自明吧。

作為創作人,一個真正的創作人,建議他要好好地珍惜自己的私密性,屬於自己的創作的時間。這種私密空間,並不代表他沒公共性的位置,因為創作人,一個真正的創作人,他對人生價值有終極的關懷,在他的視野裏,六四不只是中國的瘡疤,是世界的瘡疤,同樣,911不只是美國人的傷口,也是世界的傷口。由於網絡的流行,作家的聲音,在虛擬的世界中,不愁沒有人聽到,從私密性跳到公共性,透過電腦訊息位組,的確是躍了一大步。有人愛說,私人與公共的界限糢糊了,不敢苟同,私人始終還是私人,公共還是公共,分別在通往公共的渠道比從前擴大得多而已。大家可以利用公共的網路,展示自己私密的一面。

作為創作人,一個真正的創作人,私密的空間,是他最後的堡壘,是不應輕易被攻破的。這並不代表,他失去了公共性空間。出現了網絡這個虛擬世界之後,作家面對世界不同的時空,時刻存在,分別在他們是否樂於遨遊其間,而寧願沉溺於名利追逐的公共遊戲之中。

如果文學必須具有公共性,那麽,文學的公共性就是在於其非公共性,失去了私密性,即等於殺滅了卵的生機,沒有生機的卵, 又何來擊石的醒悟呢?泰山壓卵是顯而易見的殘酷事實。但,創作的人,一個真正創作的人,必然會明白到,姑勿論風車是否一個公共性巨人或異獸,唐吉訶德的私密性長茅一定要擲出去的。

村上春樹說永遠站在雞蛋的一邊,我也是,這一次,我還包括文學上的私密性。朱大可說得對;「只有精神孤寂的作家才有望喊出普世的大音。

(刊于《文化現場》第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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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d under observation, p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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