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心的動物與無家可歸、無國可投

GERMANY-SWEDEN-NOBEL-LITERATURE-MUELLER再轉載內地《時代周報》的一篇與米勒有關的文章。她提及‘內心動物’,當然是指愛好文學藝術的一群,很不幸,在眼前的社會,肯定是弱勢的一群。一如村上春樹所說,我們只是蛋一只,拼命擲牆也無濟於事。她獲獎的原因,是她的作品,道出了‘無家可歸式流亡的景況’。對於海外的華人,這種感覺尤其強烈。無家可歸,無國可投,對於具有良知的知識份子,這是一個悲痛的困局呀。

赫塔.米勒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後,我在圖書館資料庫中尋找她的作品,才發現中文世界對這位在德國文壇日漸受到重視的女作家的認識是多麼貧乏,惟一譯成中文的,就只有一本《風中綠李》。它的原名是《內心動物》(《Herztier》),《風中綠李》只是按照英譯本名稱《The Land of Green Plums》轉譯過來的。譯者邁克爾.霍夫曼,是一位元翻譯當代德語文學作品的專家,恩隆德曾說《風中綠李》是赫塔.米勒最佳的作品。小說中的詩性獨白,更代表了這位作家的聲音。

這部小說創作於逃離羅馬尼亞之後幾年間,在1993年 發表,小說紀念在羅馬尼亞的一位女性朋友,她因為受迫害而自殺。小說中出現的人物,有教師、學生和工程師,他們在恐怖政權下成為沉默而迂回的反抗者,而 “內心動物”就是指這一批選擇內心反抗的異見者,他們互相幫助、支持,不惜以任何方法苟全性命,但私底下卻仍然堅持對抗。在高壓統治下,他們的外貌是人, 內心卻像動物,就像作者說的,“身體裏仿佛有一頭猛獸在四處亂竄”,表現出年輕人對老年人的反叛。他們寧可做一頭叛逆的猛獸,也不做迎合社會建制的人。這 些朋友之間有一個共通的秘密,那就是他們的獨特語言,與內心反抗纏結在一起。可惜,最後他們一個一個地背叛了對方,而小說情節正是作者真實經歷的變形。

主 角是個稱為“我”的年輕女子,羅拉是“我”的同房朋友,羅拉的原型是作者邊邊一位“自殺”的朋友。在小說裏,“我”與幾個女孩子同住在一間房子裏,作者簡 單地描述那時的情境:一間小房間、一面窗、六個女孩、六張床、每張床下都有一個箱子,每天房間的廣播器播放著工人的合唱,停播時四周就像窗外沒有路人的街 道般寧靜,這些簡單的細節令讀者感受到極權統治對個人生活的鉗制。箱子的形象很有意思,它保存著個人僅有的秘密,在羅拉自殺身亡時,“我”把她的遺物保留 在箱子裏,然而“我”的箱子後來亦被人打開,羅拉的遺物亦被偷走。這段情節不需修辭技巧,它本身就是作者的個人經歷,它極力證明在極權統治下,沒有人能保 存具備實體的個人秘密。關於羅拉的描述主要集中在小說前半部,作者有時敍述羅拉的遭遇,有時卻讓“我”講述她自己。作者也透過這個“我”,提及自己的家 世,如祖父曾參與一戰,父親曾經擔任党衛軍軍官,母親曾被送入蘇聯勞改營等等,小說中表示,這些家庭背景也似乎是很普遍的事情。

羅 拉的死令“我”決定當翻譯,因為志趣相同,開始與愛德格、庫爾特、格奧爾格等男孩走近。他們閱讀德語文學,寫作德語詩歌,以很隱晦的比喻諷刺時政。讀者無 時無刻不浸淫在一種看似簡單又似乎飽含隱喻的文字裏,這種語言似乎是故事主人翁的私密語言,整篇小說充斥著喃喃自語和輕描淡寫的獨白語調,偶爾出現一兩句 乏味的獨白,這種語言構成一個封閉、令人絕望的世界,讀者無不感覺到一層灰暗的濃霧籠罩在文字周圍。另一方面,作者刻意將小說內容寫得很隱晦,許多素常道 來的細節飽含意思,必須反復細嚼,方可捕捉作者的意思。

或 許有人會問,英譯名稱《風中綠李》會否違悖作者的原意?其實書中的“綠李”是饒有意思的。故事發生在羅馬尼亞西部一個鄉村裏,那裏長了一些李樹,而大人們 卻警告孩子們不要吃綠李子,不過孩子們還是忍不住偷來吃,以這種鮮明的禁果形象比喻“被禁止的自由”,其反抗暴政的意味很明顯。“綠李”也有死亡的意味, 大人對小孩子說:“你不能吃綠李子,因為它的果核很軟,不小心吞下去會咽死。沒有人能救你—你只會死。”但小孩子仍然無法自拔地吃光口袋裏所有的綠李子, 一邊吃一邊想:我會這樣子死去。綠李子的青澀形象,恰似小說中那些在極權統治下追求文學理想的年輕人。成年人的警告經常留在“我”的心裏,書中偶爾出現咀 嚼綠李子的描寫,又微妙地暗示出主人翁的鬱結心境。除了綠李子外,某些意象也是關鍵性的,例如羅拉在故鄉目睹沒被洪水淹沒的綿羊、蜜瓜和桑椹樹,這些意象 反復出現,帶著深邃的含意。

什 麼是“無家可歸者的景觀”?看看小說中的描寫就可以知道。故事充滿對鄉間景物的描繪,又夾雜不少格言般精警的句子;精練的文字,配合表面冷峻的語調,讀起 來別有一種蒼茫肅殺的味道。米勒描寫的村子是了無生氣的,對於小說中那些從鄉村走到城市的主人翁來說,城市是不可知的。但作者也說,在獨裁者統治下,城市 不會存在,它只會漸漸消失。

在 “我”的敍述下,城市的陌生感,產生有趣的結果,這些錯覺透過木訥的文字,卻更具體表現出城鄉的差異,城市的怪誕面貌似是計劃經濟催生的幻境,與羅馬尼亞 原來蒼鬱的鄉野景觀有天壤之別。“我”去探訪愛德格的時候,“我”在那個灰暗的工業城市,人們用錫來製造綿羊,並稱之為“冶煉業”。“我”不單看見厚厚的 煙囪、由紅煙累積成的雲和標語,還目睹老人在草堆中蹣跚,衣衫襤褸的小孩在路邊吃木槿花的種子。在格奧爾格工作的城市裏,人們製造木質蜜瓜,並稱之為“木 材業”,這座城市在森林中間,沒有巴士和火車行駛,只有那些只說單字的司機駕駛貨車進出,他們經常斷了手指。這些看似呆板的描寫,卻是當時蘇聯與東歐國家 的真實畫圖,強行工業化的經濟計畫荒廢了鄉村和農業生產,令人對土地產生疏離感,最後導致“民有饑色,路有餓殍”的慘況。綿羊和蜜瓜的意象尤其令人難忘, 而錫綿羊和木質蜜瓜的幻覺,亦呼應了羅拉小時候遇上洪水的記憶。

在 羅馬尼亞民族政策下,德語成了他們抵抗的武器,在他們心中,母語來自一個充滿思想家的遙遠國度。他們把德語書籍收藏在夏季度假屋內,偷偷地拿來閱讀,埃德 加、庫爾特和格奧爾格更把自己寫的詩歌收藏在那裏。在小說開頭,格奧爾格說,當我們不說話時,我們就難以忍受,然而當我們說話,我們就在愚弄自己。選擇言 說抑或沉默,似乎成為痛苦的兩難抉擇。選擇以詩歌的語言打破沉默,就必須承受死亡和各種的風險。“我”後來被控以私人教授、進行顛覆活動及從事賣淫,而埃 德加和格奧爾格也被控以進行顛覆活動及遊手好閒,控告的理由是典型社會主義國家“莫須有”式判辭:“國內每個人都懂得讀和寫,如果他們要的話,他們都能夠 寫詩,不用成立顛覆組織去幹這種事。我們的藝術來自人民,我們不需要一群反社會分子為我們去搞。”

面 對極權體制的時候,“內心動物”總是軟弱乏力,小說中的青年人或許以為文學可以對抗體制,但到最後才發覺個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體制有能力把他們捏死、 離間,或者選擇了沉默。正如作者所經歷的,小說中的青年們,最後不是不明不白地死去,就是苟且、違心地活著,在制度的折磨下成為犧牲品。小說最後重複開始 時愛德格說的話,“當我們不說話時,我們就難以忍受,然而當我們說話,我們就在愚弄自己。”—可謂餘音嫋嫋。

(附圖為面對記者群中的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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