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July 2014

不用公投:文學藝術在香港無地位

文化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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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談文說藝,推動有關活動,對於我個人來說,香港大會堂未建立前幾年已開始,到今已超過半個世紀。2014年了,大家可以窺到多少文學藝術的顏面?當然有的,大會堂不只一間,還有中央圖書館,作品比賽,作家座談會等活動,加上文學節,藝術節,電影節,書展等等。照理文學藝術之風大盛纔是,但,對不起,買書讀書的民眾就算年有增加仍是不夠,全城報攤根本找不到一本與文學藝術有關的刊物,有一兩本放在書局內往往只是曇花一現,不到一周便下架了。七百萬人口,連一本純詩刊都養不起。在公眾場所,大家可以觀察一下,有多少話題是與文學藝術有關連的呢?

《字花》是目前唯一較接近文學的定期刊物,請聽聽《字花》中人對今年書展的感想:「一直以來香港書展的文學性都不太明顯….,文學書籍在書展的銷量不太好…… 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鄧小樺) ;「我反而覺得是自從推出年度作家之後…..文學的生態、趨勢、書寫反而更不被看見。」(洪永起);「我們想引起不相關的人去關注,但就像在西洋菜街表演的效果,但我們未能做到……」(黃靜)

 

藝術方面的所謂「活化」,成果恰恰相反,不是活化,只是像把木乃伊化了裝,例如最近的一個所謂保育「創意中心」(原址是前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不出所料,走不出供大家消閒消費的商場模式,藝術創意幾等於零。

 

明顯地,有關「硬件」並不差,但「軟件」方面呢?好簡單,一如在大笪地賣藝,大鑼大鼓,可是,就是沒有觀眾圍觀,可以說,連好奇心也沒有。或長期關注文化人士,往往有摸錯地方的不愉快感受。

 

從往績翻看,六、七、八十年代期間,有份量的文藝刊物可以說,全是出自民間。說政府沒有做野,未免不公,只是做得不夠,或由外行人主導,總是從商機角度出發,短視無比。同時,我們不能忽略香港社會這個大環境,既然所聞所見都嗅不到文化氣息,民眾又怎會提高興趣參與呢?以報紙和電視傳媒爲例,前者廿多年前還存在專欄副刊,後者一直只把文化活動報道擠在接近深夜幾乎沒有人看的時段。所謂傳媒,只有兩種顏色,一是金融股市,二是娛樂新聞。此外賽馬日大過天,生活常規可因此而停頓,各行各業如蟻附膻。試想想,少年人爲考試麿掉青春,成年人則勞心供樓,拼命賺錢,不擇手段。人人共識:樓市不能倒下來,要有生意做,股市金融地位要保住,文學藝術?就算死無全屍,有誰關心?又有多少人關心?你問地產商,你問政府官員,甚至你隨便問一個途人,他們會相信香港沒有文化藝術就等於香港會死嗎?

 

如果你問我,我不會奢望未來的西九怎樣怎樣,更不相信文學藝術公共性,作爲創作人,先安於私密性本位,無論風吹雨打,繼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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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帶給大陸「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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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鞍華拍蕭紅紀錄片,名為《黃金時代》,不能不叫我聯想起另一位大陸作家王小波的同名小說。1997年王小波去世,引起所謂王小波熱潮。他的《黃金時代》,自然被稱譽爲畢生力作,因爲作者歷時廿年,不停修改纔寫成的(之後還有白銀、青銅之類幾部曲)。還記得,當年我拿來一看,看不上兩頁便放下了。一開始,爲一個「破鞋偷漢」的女同志申辯,詞句來來回回,令人懨懨欲睡。廿年時間修煉所得只是如此成果?對不起,這是個笑話。

雖然《黃金時代》這四個字帶給我不愉快的記憶,我也想知道爲何把片名定爲《黃金時代》。從書展朗天與許導演的座談會,得悉原來可能是源於蕭紅在30年代寫給蕭軍的一封信中,有這樣的一段:「窗上灑著白月的當兒,我願意關了燈,坐下來沉默一些時候……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閒,經濟一點也不緊迫,這真是黃金時代,是在籠子過的。」

對於那世紀的大陸文人,過著流亡的生活,真的,在外邊,就算在籠子過,也是他們心中的黃金時代。內戰抗戰思想鬥爭,失去自由與安定,走出鬼域,躲在籠子裏過活,也是開心的。蕭紅說得十分準:「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閒」。對於她,如果沒有機會在外邊,就沒有一生一半的著作。其實,像其他不少文人一樣,南來香港,在他們寫作的生涯中,佔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蕭紅早死,一如魯迅死得合時一樣,沒有人會覺得惋惜,因爲稍有志氣和骨氣的作家,如果留在大陸或返回大陸,下場都是不幸的。文革的活劫之後,以爲真的會解放了。殊不知,思想的打壓,仍是史無前例。

有關南來作家的研究書刊頗多,不同的時期,不同的人物方面的論述,不是這篇短文可以申引,總之,香港一直扮演著以下的角色:避難所或療養院,或就是給予他們有「黃金時代」感覺的「籠子」。不如倒轉過來說,隨便舉一些大家熟悉的例子,如果沒有香港,我們看不到劉以鬯的「酒徒」、倪匡的「衛斯理」、徐訏、金庸的作品、我們更無法見證馬博良「文藝新潮」的誕生,當然沒有「呼蘭河傳」等等。此外,大家還可以試想一下,錢穆當年被毛澤東點名後沒有南下香港的話,會有那樣的收場呢?

是的,如果沒有香港,我是說,如果當年不是割讓香港給英國,中國歷史如何寫下去,真不敢想像。說到卡通或現實一點,如果沒有香港,什麼地方可供給物資,當年的食糧/舊衣物,今天的益力多/奶粉,最重要的,如果沒有香港,如何如此方便洗黑錢之類的非法金融活動。

老老實實,簡簡單單一句:香港就是大陸的氧氣筒,再準確一點,是奇異的氧氣工具,因爲不單拯救肉體,還有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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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碧雲的「言語無用。沉默可傷」

書在燃燒

 

黃碧雲

 

 

(原刊於明報周日讀書版)

 

近日香港文壇的焦點人物,是年度作家董啟章吧。在我心中,還有黃碧雲。她剛拿走了今屆的「紅樓夢文學獎」啊。這個獎有什麼特別?有。獎金高。此外,過去數屆都是大陸作家的天下,臺灣得過一屆。香港的,一直淪爲推薦獎。

我無意提這個獎,我想講講書展的一個兩個紅人坐在一起的座談會:董啟章與黃碧雲對談的「默想生活─文學與精神世界」。在現場,一個正襟危坐似的,另一個卻似在乎或不在乎,十分強烈的對比。

 

默想,沉默與思想?與近年港人爲爭取真普選而不停發聲有所對照。董啟章雖然強調默想的重要性,但,在現實中,他不忘發聲,最好的實例就是他爲明天的西九文學館寫了一封公開信給政府官員。

 

很有趣,整個過程,黃碧雲的表現,不似演講,而是演出,聲調抑揚頓挫,富戲劇性,讓聽眾明白作家的發聲是必要的。她是言行一致,我馬上想起年前她參加也斯喪禮後寫的一篇文章,她選擇不沉默,以她的第一身,第二身的也斯—–我,你對話的直接語氣,告訴大家一個謊言的背後,就是原來「狂城亂馬」的作者,根本就是也斯自己,但他生前一直是否認的。「我沒有想到在喪禮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謊言:我非常驚惶。本來重要麼?我想沒有很多人記得這件事,記得這本書。記得又如何?不記得又如何?不過是一本書,我們不至於天真到相信一本書可以留下些什麼,改變些什麼。」黃碧雲是這樣說的,給大家的印象是:到底由頭到尾沉默還是應該終於發聲呢?看來,她最近強調的「言語無用,沉默可傷」,真的可圈可點。面對太多太多的現實,可說或不可說,「可以留下些什麼,改變些什麼」呢?不過,她進一步感嘆:「在喪禮上你是良師益友,謙謙君子,文學泰斗,不就好了嗎?大家不就可以完成一件事情的回家嗎?」我們的確處於一個荒誕的世界,所以她文章作結的一句是這樣的:「這真是個可怕的喪禮。」 我的感想是:「在香港,這真是一個可怕的文學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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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書展是盤生意外還有什麼?

書在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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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明報周日讀書版 )

 

還記得有一年的書展,出現人群撞爆玻璃門的現象。入場人數實在太多了。不過,原因是當年書展是包括漫畫書刊的,大部分觀眾一早排長龍只不過爲了搶購漫畫人物的武器模型。

 

之後,書展與動漫分了家後,那種群情洶湧情況便成爲歷史鏡頭了。書展,每一屆的書展,可以反映出一些什麼呢?今屆入場費廿五元,不算低了,入場人數會不會破紀錄呢?我入場那天是星期四下午四點左右,未見擠擁,買書的人也不多。過去那些帶拖篋入場的人也少了,看來背囊也可應付了吧?

 

曾有這麼的一句話:真正讀書的人是不會逛書展的。這個說法也不無道理。書,天天可買可讀,怎會在書展期內特別找書來買來讀呢?書展是一盤生意,什麼十大書榜,什麼百本好書……你真的會根據這些索引去選讀你的書麼?

與出版社配合之下,作家盡量利用這個機會與場合,舉辦發布會,座談會,推介自己的作品,自然不過之事。只是想,這與平日類似的活動,會有多大的分別呢?

 

有一年,寫真集簽名會,成爲大會的最亮發光體。文字作家的攤位,黯然下場。人們對漫畫與寫真的狂熱,一而再,再而三,告訴大家:無論多少個文字書攤,也變得無到。

書展的會場不算細,多多少少給你浮沉於書海的感覺,的確,書刊無處不在,宣傳單張隨手可取,最後,你還是發現它們塞滿了放在角落的垃圾箱。

 

一個無可挽回的事實是:電子書只會隨著時間,電子產品的普及,愈來愈受歡迎。電子書閱讀方便,輕便攜帶,不佔空間這幾點,是傳統實體書是辦不到的。最重要的一點,個人認爲,這個年代,因爲讀書人的地位不受重視,生活節奏以快速爲主,大家對書籍的價值觀已大大改變了。不少人就算買了書,未必等於必會閱讀。老老實實,在網上的東西要閱讀的話已太多了,來自書本的已變成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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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原來是高牆的尅星

書在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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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明報週日讀書版)

 

 

日前香港記協召開記者會,形容過去一年,傳媒飽受四面八方打壓,是香港新聞自由數十年來最黑暗一年,又預料新聞自由的空間會進一步收窄。一個老問題又被提起了:筆比劍還鋒,到底還有多少真實性呢?拿著劍與槍炮是強者,握筆的是弱者?

想知答案,其實好容易。如果真是弱者,無反擊之力,對方又為何窮追不捨,不斷要打壓呢?為什麼不可以當文人無到呢?大家知唔知史大林說過一句什麼話呢?他曾把作家形容爲「人類靈魂的工程師」(The engineers of the human soul),他還進一步說,「生產靈魂比生產坦克車更爲重要。」一個獨裁者能夠說出了這番話,大家應該了解到其中的含意是什麼。打壓言論自由的統治者,原來最怕的就是文人的一枝筆。歷史上不少焚書事件,可是,到頭來,還是焚書者消亡。到了今天,文字的載體已不單止在紙張,而是存在虛擬的數碼空間,無處不在,這一來,群魔更覺恐懼了。

《齊瓦哥醫生》這部名著,當年在蘇聯是禁書。1957年出版不久,美國中央情報局便介入,利用這部小說如何進行滲透蘇境的工作。其他作者如加謬,納波哥夫,喬治柯維爾,喬哀斯等的作品,都不斷私運入蘇聯讀者的手中。這說明什麼?說明了文字的力量,比槍炮還堅。最近烏克蘭事件,國際筆會公開向蘇俄發表抗議書,聯署的作家包括不少諾貝爾文學得主,蘇俄筆會副主席Ludmila Ulitskaya便這麼說,「反映意義結構及表達現實時,我們依賴文字,但蘇俄當局正實行摧毀文字,不消說,這是文化罪行。」不要以爲這類書面譴責是例行公事,是必然發生作用的。

拿雞蛋與高牆的對立來突顯強權的霸氣,這個想法是錯誤的。真相是高牆的尅星正是雞蛋。最近,《雞蛋與羔羊》在大陸被禁,一首流行曲吧了,爲何要這麼緊張?這充分說明,他們的緊張不是裝假的,他們真是好驚,好驚比槍炮還堅的筆。他們不停說假話、製造謊言,目的就致力破壞文字本身的意義,靈魂工程師要制止他們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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