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公投：文學藝術在香港無地位

文化拼圖

 

 

 

 

在香港談文說藝，推動有關活動，對於我個人來說，香港大會堂未建立前幾年已開始，到今已超過半個世紀。2014年了，大家可以窺到多少文學藝術的顏面？當然有的，大會堂不只一間，還有中央圖書館，作品比賽，作家座談會等活動，加上文學節，藝術節，電影節，書展等等。照理文學藝術之風大盛纔是，但，對不起，買書讀書的民眾就算年有增加仍是不夠，全城報攤根本找不到一本與文學藝術有關的刊物，有一兩本放在書局內往往只是曇花一現，不到一周便下架了。七百萬人口，連一本純詩刊都養不起。在公眾場所，大家可以觀察一下，有多少話題是與文學藝術有關連的呢？

《字花》是目前唯一較接近文學的定期刊物，請聽聽《字花》中人對今年書展的感想：「一直以來香港書展的文學性都不太明顯….，文學書籍在書展的銷量不太好…… 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鄧小樺） ；「我反而覺得是自從推出年度作家之後…..文學的生態、趨勢、書寫反而更不被看見。」（洪永起）；「我們想引起不相關的人去關注，但就像在西洋菜街表演的效果，但我們未能做到……」（黃靜）

 

藝術方面的所謂「活化」，成果恰恰相反，不是活化，只是像把木乃伊化了裝，例如最近的一個所謂保育「創意中心」（原址是前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不出所料，走不出供大家消閒消費的商場模式，藝術創意幾等於零。

 

明顯地，有關「硬件」並不差，但「軟件」方面呢？好簡單，一如在大笪地賣藝，大鑼大鼓，可是，就是沒有觀眾圍觀，可以說，連好奇心也沒有。或長期關注文化人士，往往有摸錯地方的不愉快感受。

 

從往績翻看，六、七、八十年代期間，有份量的文藝刊物可以說，全是出自民間。說政府沒有做野，未免不公，只是做得不夠，或由外行人主導，總是從商機角度出發，短視無比。同時，我們不能忽略香港社會這個大環境，既然所聞所見都嗅不到文化氣息，民眾又怎會提高興趣參與呢？以報紙和電視傳媒爲例，前者廿多年前還存在專欄副刊，後者一直只把文化活動報道擠在接近深夜幾乎沒有人看的時段。所謂傳媒，只有兩種顏色，一是金融股市，二是娛樂新聞。此外賽馬日大過天，生活常規可因此而停頓，各行各業如蟻附膻。試想想，少年人爲考試麿掉青春，成年人則勞心供樓，拼命賺錢，不擇手段。人人共識：樓市不能倒下來，要有生意做，股市金融地位要保住，文學藝術？就算死無全屍，有誰關心？又有多少人關心？你問地產商，你問政府官員，甚至你隨便問一個途人，他們會相信香港沒有文化藝術就等於香港會死嗎？

 

如果你問我，我不會奢望未來的西九怎樣怎樣，更不相信文學藝術公共性，作爲創作人，先安於私密性本位，無論風吹雨打，繼續創作。

 

 

 

香港帶給大陸「黃金時代」

 

 

 

許鞍華拍蕭紅紀錄片，名為《黃金時代》，不能不叫我聯想起另一位大陸作家王小波的同名小說。1997年王小波去世，引起所謂王小波熱潮。他的《黃金時代》，自然被稱譽爲畢生力作，因爲作者歷時廿年，不停修改纔寫成的（之後還有白銀、青銅之類幾部曲）。還記得，當年我拿來一看，看不上兩頁便放下了。一開始，爲一個「破鞋偷漢」的女同志申辯，詞句來來回回，令人懨懨欲睡。廿年時間修煉所得只是如此成果？對不起，這是個笑話。

雖然《黃金時代》這四個字帶給我不愉快的記憶，我也想知道爲何把片名定爲《黃金時代》。從書展朗天與許導演的座談會，得悉原來可能是源於蕭紅在30年代寫給蕭軍的一封信中，有這樣的一段：「窗上灑著白月的當兒，我願意關了燈，坐下來沉默一些時候……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閒，經濟一點也不緊迫，這真是黃金時代，是在籠子過的。」

對於那世紀的大陸文人，過著流亡的生活，真的，在外邊，就算在籠子過，也是他們心中的黃金時代。內戰抗戰思想鬥爭，失去自由與安定，走出鬼域，躲在籠子裏過活，也是開心的。蕭紅說得十分準：「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閒」。對於她，如果沒有機會在外邊，就沒有一生一半的著作。其實，像其他不少文人一樣，南來香港，在他們寫作的生涯中，佔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蕭紅早死，一如魯迅死得合時一樣，沒有人會覺得惋惜，因爲稍有志氣和骨氣的作家，如果留在大陸或返回大陸，下場都是不幸的。文革的活劫之後，以爲真的會解放了。殊不知，思想的打壓，仍是史無前例。

有關南來作家的研究書刊頗多，不同的時期，不同的人物方面的論述，不是這篇短文可以申引，總之，香港一直扮演著以下的角色：避難所或療養院，或就是給予他們有「黃金時代」感覺的「籠子」。不如倒轉過來說，隨便舉一些大家熟悉的例子，如果沒有香港，我們看不到劉以鬯的「酒徒」、倪匡的「衛斯理」、徐訏、金庸的作品、我們更無法見證馬博良「文藝新潮」的誕生，當然沒有「呼蘭河傳」等等。此外，大家還可以試想一下，錢穆當年被毛澤東點名後沒有南下香港的話，會有那樣的收場呢？

是的，如果沒有香港，我是說，如果當年不是割讓香港給英國，中國歷史如何寫下去，真不敢想像。說到卡通或現實一點，如果沒有香港，什麼地方可供給物資，當年的食糧/舊衣物，今天的益力多/奶粉，最重要的，如果沒有香港，如何如此方便洗黑錢之類的非法金融活動。

老老實實，簡簡單單一句：香港就是大陸的氧氣筒，再準確一點，是奇異的氧氣工具，因爲不單拯救肉體，還有靈魂。

 

黃碧雲的「言語無用。沉默可傷」

書在燃燒

 

 

 

(原刊於明報周日讀書版)

 

近日香港文壇的焦點人物，是年度作家董啟章吧。在我心中，還有黃碧雲。她剛拿走了今屆的「紅樓夢文學獎」啊。這個獎有什麼特別？有。獎金高。此外，過去數屆都是大陸作家的天下，臺灣得過一屆。香港的，一直淪爲推薦獎。

我無意提這個獎，我想講講書展的一個兩個紅人坐在一起的座談會：董啟章與黃碧雲對談的「默想生活─文學與精神世界」。在現場，一個正襟危坐似的，另一個卻似在乎或不在乎，十分強烈的對比。

 

默想，沉默與思想？與近年港人爲爭取真普選而不停發聲有所對照。董啟章雖然強調默想的重要性，但，在現實中，他不忘發聲，最好的實例就是他爲明天的西九文學館寫了一封公開信給政府官員。

 

很有趣，整個過程，黃碧雲的表現，不似演講，而是演出，聲調抑揚頓挫，富戲劇性，讓聽眾明白作家的發聲是必要的。她是言行一致，我馬上想起年前她參加也斯喪禮後寫的一篇文章，她選擇不沉默，以她的第一身，第二身的也斯—–我，你對話的直接語氣，告訴大家一個謊言的背後，就是原來「狂城亂馬」的作者，根本就是也斯自己，但他生前一直是否認的。「我沒有想到在喪禮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謊言：我非常驚惶。本來重要麼？我想沒有很多人記得這件事，記得這本書。記得又如何？不記得又如何？不過是一本書，我們不至於天真到相信一本書可以留下些什麼，改變些什麼。」黃碧雲是這樣說的，給大家的印象是：到底由頭到尾沉默還是應該終於發聲呢？看來，她最近強調的「言語無用，沉默可傷」，真的可圈可點。面對太多太多的現實，可說或不可說，「可以留下些什麼，改變些什麼」呢？不過，她進一步感嘆：「在喪禮上你是良師益友，謙謙君子，文學泰斗，不就好了嗎？大家不就可以完成一件事情的回家嗎？」我們的確處於一個荒誕的世界，所以她文章作結的一句是這樣的：「這真是個可怕的喪禮。」 我的感想是：「在香港，這真是一個可怕的文學生態。」

香港書展是盤生意外還有什麼？

書在燃燒

 

 

 

 

 

 

 

 

 

(原刊於明報周日讀書版 )

 

還記得有一年的書展，出現人群撞爆玻璃門的現象。入場人數實在太多了。不過，原因是當年書展是包括漫畫書刊的，大部分觀眾一早排長龍只不過爲了搶購漫畫人物的武器模型。

 

之後，書展與動漫分了家後，那種群情洶湧情況便成爲歷史鏡頭了。書展，每一屆的書展，可以反映出一些什麼呢？今屆入場費廿五元，不算低了，入場人數會不會破紀錄呢？我入場那天是星期四下午四點左右，未見擠擁，買書的人也不多。過去那些帶拖篋入場的人也少了，看來背囊也可應付了吧？

 

曾有這麼的一句話：真正讀書的人是不會逛書展的。這個說法也不無道理。書，天天可買可讀，怎會在書展期內特別找書來買來讀呢？書展是一盤生意，什麼十大書榜，什麼百本好書……你真的會根據這些索引去選讀你的書麼？

與出版社配合之下，作家盡量利用這個機會與場合，舉辦發布會，座談會，推介自己的作品，自然不過之事。只是想，這與平日類似的活動，會有多大的分別呢？

 

有一年，寫真集簽名會，成爲大會的最亮發光體。文字作家的攤位，黯然下場。人們對漫畫與寫真的狂熱，一而再，再而三，告訴大家：無論多少個文字書攤，也變得無到。

書展的會場不算細，多多少少給你浮沉於書海的感覺，的確，書刊無處不在，宣傳單張隨手可取，最後，你還是發現它們塞滿了放在角落的垃圾箱。

 

一個無可挽回的事實是：電子書只會隨著時間，電子產品的普及，愈來愈受歡迎。電子書閱讀方便，輕便攜帶，不佔空間這幾點，是傳統實體書是辦不到的。最重要的一點，個人認爲，這個年代，因爲讀書人的地位不受重視，生活節奏以快速爲主，大家對書籍的價值觀已大大改變了。不少人就算買了書，未必等於必會閱讀。老老實實，在網上的東西要閱讀的話已太多了，來自書本的已變成次要。

雞蛋原來是高牆的尅星

書在燃燒

 

 

 

 

 

 

 

(原刊於明報週日讀書版)

 

 

日前香港記協召開記者會，形容過去一年，傳媒飽受四面八方打壓，是香港新聞自由數十年來最黑暗一年，又預料新聞自由的空間會進一步收窄。一個老問題又被提起了：筆比劍還鋒，到底還有多少真實性呢？拿著劍與槍炮是強者，握筆的是弱者？

想知答案，其實好容易。如果真是弱者，無反擊之力，對方又為何窮追不捨，不斷要打壓呢？為什麼不可以當文人無到呢？大家知唔知史大林說過一句什麼話呢？他曾把作家形容爲「人類靈魂的工程師」（The engineers of the human soul）,他還進一步說，「生產靈魂比生產坦克車更爲重要。」一個獨裁者能夠說出了這番話，大家應該了解到其中的含意是什麼。打壓言論自由的統治者，原來最怕的就是文人的一枝筆。歷史上不少焚書事件，可是，到頭來，還是焚書者消亡。到了今天，文字的載體已不單止在紙張，而是存在虛擬的數碼空間，無處不在，這一來，群魔更覺恐懼了。

《齊瓦哥醫生》這部名著，當年在蘇聯是禁書。1957年出版不久，美國中央情報局便介入，利用這部小說如何進行滲透蘇境的工作。其他作者如加謬，納波哥夫，喬治柯維爾，喬哀斯等的作品，都不斷私運入蘇聯讀者的手中。這說明什麼？說明了文字的力量，比槍炮還堅。最近烏克蘭事件，國際筆會公開向蘇俄發表抗議書，聯署的作家包括不少諾貝爾文學得主，蘇俄筆會副主席Ludmila Ulitskaya便這麼說，「反映意義結構及表達現實時，我們依賴文字，但蘇俄當局正實行摧毀文字，不消說，這是文化罪行。」不要以爲這類書面譴責是例行公事，是必然發生作用的。

拿雞蛋與高牆的對立來突顯強權的霸氣，這個想法是錯誤的。真相是高牆的尅星正是雞蛋。最近，《雞蛋與羔羊》在大陸被禁，一首流行曲吧了，爲何要這麼緊張？這充分說明，他們的緊張不是裝假的，他們真是好驚，好驚比槍炮還堅的筆。他們不停說假話、製造謊言，目的就致力破壞文字本身的意義，靈魂工程師要制止他們這樣做。